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的观念蓬勃兴起，对于生活在粤闽赣山区的客家人来说，自身的身份该如何认同与定位，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社会问题。

  1933年，一位年方27岁的学者推出一部《客家研究导论》，以承前启后的研究为客家人正名，论证了客家是属于中华民族中汉族的一个民系，大大推进客家群体的认同感、凝聚力以及提升族群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这位新锐学者就是日后担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的罗香林，一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客家学的开山鼻祖。

  近日，本报“寻访梅州籍大学校长”采访组走进罗香林的故乡兴宁等地，走访耆老并连线学人，探寻这位学问大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的热忱，为客家族群觉醒和取得社会尊重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在大学校长任内的管理才华。

  罗香林，字元一，号乙堂。兴宁县宁新镇水楼村人。1926年夏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兼修社会人类学。1930年夏，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升入本校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兼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

  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等任教。1936年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副教授。1945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1日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

  1949年移居香港，后在香港大学任教，担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罗香林一生著述繁富，在唐代文化史、中西交通史，族谱学、客家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或独到性的研究，被誉为客家学研究鼻祖和中国族谱学的奠基人。

  1951年6月，在广东省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私立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成立了华南师范学院

  学校校址原设在广州河南石榴岗，抗战时期几经搬迁，曾在粤北粤东北山区办学。学校现有广州石牌、广州大学城和南海 3 个校区。校训：“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

  1949年10月14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庆祝广州解放

  于芸芸众生而言，研究历史或许是一项枯燥的工作，对罗香林来说却是一项自觉的人生选择。

  1924年，罗香林毕业于兴宁县兴民中学，这是一所由他父亲罗师杨（幼山）在清末参与创办的新式学堂。已热衷科学救国的父亲为他设计了一条升学道路，让他投考上海政治大学攻读理科专业。

  在上海，罗香林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始终没有办法抑制心中对历史学的热爱。通过一番争取，罗香林在1926年报考清华大学成功，转学进入该校大家如林的史学系，师从陈寅恪、梁启超、朱希祖等研修历史学。

  罗香林喜爱历史有家学渊源的因素，他的父亲罗师杨文史功底深厚，著有《亚洲史》《国史概论》等著作，罗香林后来开展客家研究，有部分资料就是他父亲生前收集保存的文献。

  研究历史自然是罗香林兴趣盎然的事业，但对于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青年来说，这一选择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考验。在罗香林之前的梅州，他的前辈吴兰修、胡曦们毕生精研经史，卓然有成，却以穷老书斋而终。

  记者在宁新镇水楼村罗香林故里看到，他的父亲罗师杨虽然担任过省参议员、县长等职务，家里留下的住宅也就是泥坯房“山庐”和祖屋几间房子。1931年，为官清廉的罗师杨去世，家境萧然。

  1932年，为了改善寒微的家庭状况，已经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的罗香林只好放弃学业，进入中山大学担任校长室秘书。在这里，罗香林的史学梦在坚持，次年，他将酝酿多时的思考付诸写作，完成了《客家研究导论》这部著作。

  在此之前，将客家人视为山地野蛮少数民族的言论甚嚣尘上，竟堂而皇之上了教科书。

  罗香林的著作通过文献的梳理研究，向世人展示了客家人的先辈从中原到南方的五次大迁徙的线路图，他首次提出民系说，指出客家其实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肖文评研究员表示，引进民族学的理论，是罗香林在徐旭曾、黄钊、林达泉、温仲和、温廷敬等人之后，为捍卫客家人的历史地位作出的新贡献，为客家学的构建奠定了学理基础。

  从《客家研究导论》开始，罗香林的治史之路历经磨难、道阻且长。在他的一生中，据其学生马楚坚等不完全统计，出版著作52种，发表论文241篇，绝大部分是历史考据之作，勾勒了罗香林在动荡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孜孜不倦攀登史学高峰的足迹。

  罗香林的一生以学术为志向，但也非一般蜗居书斋的学者，身上充满了入世的精神。

  1945年，罗香林担任了任期并不算长的一项职务——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据华南师范大学档案馆向记者提供的原始文献显示，罗香林是在11月1日正式履任这所作为华师大前身的高等院校。

  经过辗转搬迁，抗战胜利后的广东文理学院重返广州，面临复员重建的重重困难，位于石榴岗的原校址被日军占领作为养马场，糟蹋得破败不堪。

  在广州复课和重整校园需要一位能干的校长。罗香林曾担任广州中山图书馆的馆长，为中山图书馆的发展发挥了个人才华，并在广州沦陷于日军前，成功组织搬迁馆藏珍贵古籍到内地。1945年9月，从西南地区回到广东的罗香林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从而为他担任广东文理学院院长铺平了道路。

  当时，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石榴岗校区尚在整修，选择临时校区成为当务之急，在他的主持下得以将光孝寺作为临时校区。肖文评认为，罗香林一直关注唐代文化史、中西交通史、佛教史，对光孝寺颇为关注，与光孝寺方面关系良好也是促成选址此地的因素之一。后来，罗香林移居香港，发表有《广州光孝寺唐代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考》《广州光孝寺唐代木雕小型罗汉考》《光孝寺诃梨勒树与菩提树考》等论文，正是这层经历的学术见证。

  在罗香林任上，文理学院于当年11月24日正式复课，抗战期间开设于兴宁县龙田报福寺的分教处，也在同年底迁回广州，到第二年6月，学院注册学生达到548人。

  1946年初，国共内战正酣，发动内战的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包括对大学学生的公费补贴不能如期发放，这促发了包括广东文理学院的。据当时在该校读书的原梅县地委宣传部长罗滨向记者介绍，罗香林竭力劝导学生，以平稳事态。在青年罗滨的眼中，个子中等的罗香林态度平和，说话慢条斯理，用略带兴宁口音的国语与罢课学生交流，劝说学生珍惜时光，以学业为重、尽快复课，他将与政府沟通，尽快解决拖欠的补助款。

  其时的国内局势，早将文理学院一批向往进步的青年学子推向革命洪流。年中，已是地下党员的罗滨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悄悄告别校园，返乡参加闽粤赣边区纵队。对同乡院长罗香林的剩余记忆，最深刻的印象是自己在图书室浏览过他的开山之作《客家研究导论》。

  在掌校广东文理学院期间，罗香林为提升学校学术研究水平，于1946年6月创办出版了《文理学报》，这为活跃学校研究氛围提供了平台。

  1946年7月1日，罗香林卸下担任了8个月的院长职务，转任广州国民大学特约教授，而文理学院院长一职则由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大埔县籍学者何爵三继任。

  1949年6月，罗香林全家移居香港。虽然远离了学术研究对象所在的祖国内地，然而他的学术成果依然层出不穷。这既得益于早年学术视野的拓展，更在于他践行“遍地皆学问、无处不文章”的踏破铁鞋精神，所到之处步步留心，充分发掘第一手材料，实现文献的积累。

  晚年的罗香林与梅州五华籍同乡、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槃通信，钩玄提要介绍自己在香港时期出版的9种重要学术著作：

  《中国族谱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考》《蒲寿庚研究》《唐代文化史》《唐代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

  这些著作的大部分材料是他在内地，尤其是抗战辗转流离时期究心搜考所得，如《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就是他以在桂林避难途中的发现，考证出印度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的新路线。

  罗香林的这一治学精神继承了其清华大学导师梁启超提出的“求真、求新、资鉴”的主张。他同时师承陈寅恪，对唐代文化史、民族史有很深的研究。

  为此，他曾针对中央政府革新人事制度提出建议，依照唐代“守政才年”四格考课的办法，从行为操守、任事成效、真实学问、资格年资考虑甄选人才，得到政府的采纳。

  罗香林治史的资鉴用事，更体现在为客家争取社会认同和赢得尊重上。在发表《客家研究导论》后，他展开对孙中山、洪秀全、罗芳伯、叶来、林睡庐、胡曦、丘逢甲等人物研究，正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客家人的自豪感，向国人宣扬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

  晚年的罗香林热情参加客属社团活动。香港崇正总会是他来港后最早参加的客家社团，1950年，他就专责编撰《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随后参与会务管理。1975年，他更担任世界客属总会副理事长，推动客属组织的联合事业。

  在香港时期，罗香林发扬当年在燕京大学资助下征集《客家史料丛刊》的精神，先后主持编辑出版《客家族谱汇编》《兴宁二十五家诗选》《兴宁先贤丛书》等文献。

  其中，《兴宁先贤丛书》正是以他家“守先阁”藏书（主要是抄本）为基础影印出版的，从“守先阁”三字就可看出他为传承客家文化作出的兴微继绝之贡献。

  罗香林于1978年4月20日离世。时光流逝至今将近40年，他的名字依然在中国史学殿堂闪耀光芒。

  罗香林是一位集学术情感与理性于一身的学人，治学的领域也甚为广泛，但在客家人心中，他的“客家学研究大师”标识最为亮眼，这其中就包含了学术情感的因素。那么，在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现代学者眼中，罗香林在客家学研究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在历经岁月沉淀之后，该如何定位评判？为此，记者正常采访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肖文评研究员。

  肖文评：从学科创建的角度看，他是一位客家学开山鼻祖。在他之前的徐旭曾、黄钊、黄遵宪等人也提出一些有关客家文化的观点，但从运用西方学术观点，以民族学的民族国家理论，去建构客家族群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罗香林是第一人。

  罗香林的功绩在于将客家形成历史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放在一起审视，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创立民系说，阐述了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支系，解决了客家的身份定位问题。他的理论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歧视客家人的污名现象，为客家人争取应有的地位。因此，他对客家学学科开创性的奠基作用，既满足了学术要求，更重要的意义是满足了社会需要。

  肖文评：他提出的民系说观点现在基本上被广泛接受。现在研究方言的学者划分的汉族七大方言群，就是以罗香林提出的七大民系说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学界不少学者遵循罗香林的研究设计，从事地域文化的研究。

  罗香林能提出这一理论，是和他的求学经历有关的。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师从的陈寅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民族演化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史料考据方法上眼光独到，在学术指导上肯定对罗香林产生重要影响。客家学的基础是地域文化研究，罗香林离开家乡北上求学，北方与南方明显的地域性文化差异，估计对他投身这项研究予更强烈的刺激。

  记者：罗香林与老师陈寅恪的差异在于，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国，却坚持用传统的学术语言和框架研究本国的历史。而罗香林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却引进西方的学术框架，对客家研究进行剖析建构。这是为何？

  肖文评：陈寅恪学贯中西，知识非常渊博，体验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性，中国文化本身就具有的特殊结构、发展轨迹。所以在治学上，在兼收并蓄运用国内外史学材料和语言工具的基础上，坚持用传统中国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语言，去解剖分析中国历史社会。

  但在那个时代，包括胡适、吴宓等著名学者都顺应借用西方理论研究解构中国社会的潮流，对年青人更着迷、新鲜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香林也采用西方的民族学理论来为客家人正名。

  肖文评：他的学说解决了包括南洋客家人群体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兴起后的自我觉醒。此前华侨华人的会馆都是以地域性为基础组建的，他的理论创立后，南洋等地客家人纷纷以族群为纽带建立客属会馆，起到增强凝聚力的作用。

  他在增强客家人自豪感方面，采用列举贡献突出的客家名人的方法，效果明显。当然，从学术的逻辑上讲，这又存在容易被人从反面批驳的弱点。

  罗香林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就读期间，受到陈寅恪、梁启超、顾颉刚、朱希祖赏识和熏陶，不但在学识积累上终身受益，而且与个人治学方向和事业选择紧密相连。

  他在清华读书时，上梁启超的课所做的笔记最受同学们欢迎。原来，梁启超难懂的广府音调国语难倒北方学子，而罗香林听得明白，听课笔记成为同学传抄的热门。

  陈寅恪研究历史最擅长于考据考证。受其影响，罗香林成为一个超级历史考据迷。罗香林即使在抗战逃难的路上，也留心搜集材料，如见有古迹碑刻，必会细心观察，综合运用材料来考证。他有关桂林摩崖佛像、广州光孝寺的专著就是这样产生的，成为研究中外交通史、宗教史的重要论著。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鼓励、指导罗香林开展民族史研究，并帮助他争取资助资金到南方开展人类学当地考验查证，对罗香林开创客家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朱希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罗香林种种指导和鼓励，也为罗香林谋职从教起到推荐的作用。罗香林早期的著作《客家研究导论》《粤东之风》均得到朱希祖的热情作序。

  有学者认为，朱希祖的序文在学理上对客家的有关论述，比青年罗香林当时的论证逻辑更为严密，起到理论指导和画龙点睛的效果。有趣的是，罗香林后来成为朱希祖的东床快婿。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定居香港的罗香林与陈寅恪、顾颉刚已是天各一方。1955年，罗香林将自己早年的著作《百越源流与文化》进行增订在台湾出版。

  这本书的撰写当年曾得到顾颉刚的提挈，原版的序里也有对老师顾颉刚的致谢之词。可是在新版的序里，顾颉刚的名字却不见了。

  罗香林的学生马楚坚问老师为何如此？他表示，顾老师人在大陆，现在这本书是在台湾出版的，我提了老师的名字，他不就危险了，他的学术工作有可能会被耽搁。此举纯属出于保护老师。

  后来，他给在广州的陈寅恪寄钱、寄猪油、寄各种生活用品，落款也都是使用笔名——“罗汉”。他认为，这样才不会给已目盲体衰的老师添麻烦。